国际上衡量工业化程度的经济指标之一——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工业化初期阶段，人均3000美元为工业化中期，人均5000美元为工业化后期。

        2007年，浙江省人均GDP达4883美元，其中杭州、宁波等城市人均GDP早已超过5000美元。浙江，正经历着“后工业化时代”之变——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格局开始形成；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消费形态日渐成熟；要素配置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机制已稳定在较高水平。

        2008年9月26日，浙江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工作，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9月27日上午，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杭召开全省服务业工作会议。省委书记赵洪祝在会上强调，面对新阶段新变化，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已成为我们抓住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难题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成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那么，在后工业化时代，浙江经济应该走怎样的发展模式？怎么提高浙江经济的发展质量？怎么引导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近日，《浙商》杂志编辑部与对浙江经济颇有研究的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宗佩民一道，共同深入探讨后工业化时代浙江经济的转型之道。

老路还能走通吗？

      《浙商》：最近由于宏观调控的原因，很多浙江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倒闭，而且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的浙江企业，由此引发大家关于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老路还能不能走通？

        宗佩民：就这次宏观调控对浙江企业的影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过调整之后，浙江经济还能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上去，只要挺过这一段，就可柳暗花明。另一种观点则不这么认为，觉得这次调控有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宏观调控的特点，对很多企业来说，即使银根松动，可能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美好的时代。

        我的观点属于后者，认为这次调整过后，浙江的经济恐怕要寻找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回到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轨道上去。也就是说，如果浙江企业不能打破旧有的发展模式，衍生新的发展模式，那么浙江经济很难再出现可持续的增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浙江经济有个死结：一是产业结构太过落后，迫切需要提升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二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诱惑，本来应该用于产业提升的资本大量进入房地产市场投机，错过了产业提升的最好机会。

        浙江经济的发展是始于低端产业的，具有典型的“轻、小、散”的特征，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一直处于拾遗补缺的地位。这种先天不足，决定了浙江企业的出身大都属于“草根”，基本特点是：75％依赖出口，商业模式停留在OEM，依靠简单规模扩张在发展。

        这种先天不足，如果能够利用改制先发与率先完成资本积累的优势，就具备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遗憾的是，浙江经济在需要提升的关键五年（2003－2008），房地产诱惑了太多的浙商，75%的浙江实业企业将好不容易积累的实业资本投入了房地产，结果是荒废了产业升级，荒废了实业改造，忽视了对品牌建设、网络建设与技术投入的足够重视。

        所以，即便银根松动，除了可以缓解一下眼前困难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浙江经济发展后劲缺乏的问题。

       《浙商》：很多人说浙江的企业，厂房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进去看看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东西。

        宗佩民：我认为确实是这样。所谓没有东西，主要是没有技术与品牌。浙江企业打“外战”是内行，打“内战”很多是外行，长期停留在来料加工或者OEM，技术与品牌依赖国外，成为大部分浙江企业难以从草变成树的宿命。别看厂房很大，占地很多，离开技术支撑与品牌影响力，这些厂房土地只是忽悠银行贷款的工具而已。

 浙江应该减少工厂？

       《浙商》：前几年，浙江很多企业都在叫拿不到地做厂房，工业地价炒得很高。今年有不少企业关门了，要地的企业也少了。

        宗佩民：我认为浙江经济量的扩张已经过度，而质的提高太少，从这种意义上讲，浙江真的可以减少点工厂的时候了。

        传统依赖规模扩张的工业化之路，会造成很多生产要素成本居高不下。浙江很多地方工业用地的价格要100万元一亩，这是怎么造成的？是圈地与浪费的结果。台州人老说工业用地紧张，紧张的背后是有的企业动辄圈地达到千亩甚至几千亩之多，这样的企业倒掉几家，土地就多了。企业土地利用率不高更是普遍问题，浙江工业企业土地平均浪费率要超过30％。

        浙江的国土面积大概是日本的1/3，但是我们的产值只有3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5%－6%。土地的产出率是日本的六分之一，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叫浙江的土地不够。浙江国土面积的80％被酸雨覆盖，地下水也基本不能喝了，癌症发病率也是全国最高的地区之一。我们虽然富了起来，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这就是应该减少点工厂的理由。

        工厂减少了不等于产出减少了，而是要走质量之路，提高附加值，从低端走向高端，从OEM中走出来变成ODM（设计外包），从没有研发走向自主研发。多出一些美特斯·邦威、浙富股份、新安股份、顾家工艺、西子电梯这样的企业。

 后工业化时代到来？

       《浙商》：把工厂减少下来，是不是因为浙江已经提前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宗佩民：如果我们把“以工业为主导，出口为导向，OEM为特点，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经济发展阶段称为前工业化时代，那么，我觉得现在该是我们提出“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了。

        什么是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与前工业化时代相比，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是要切实改变传统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OEM为特点，简单规模扩张”的特征，通过技术升级、品牌经营、组织变革实现质的跨越，走新的工业化之路。

        其次是浙江经济发展要摆脱对制造业的依赖，应当更多的依赖非制造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让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降下来。

       《浙商》：这个和原来提的“腾笼换鸟”有点相似。

        宗佩民：“腾笼换鸟”的口号是好的，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更多的是把“鸟”看成是工业或房地产，还没有从意识上要去颠覆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

       《浙商》：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工厂”，典型代表就是浙江。中国制造在世界的地位，也像浙江制造在全国的地位。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浙江在中国是要做一个制造业基地呢，还是一个创造业基地、一个研发基地？如果变成一个制造基地，哪怕是“世界工厂”，价值也不大。但是如果变成一个创意基地、研发基地，那浙江尽管是弹丸之地，发展空间却是无限的，我们创造的价值未来就有可能和日本相媲美。

        不过有人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减少工厂，是不是已经到时候了。或者说我们第三产业能不能发展上来，如果跟不上发展，那么就会倒退。

 把块状经济变为链状经济？

       《浙商》：把低端的加工业淘汰掉，这个没有错，问题是高端的制造业能否起来？

        宗佩民：后工业化时代的工业之路需要技术创新，但更多的应该是模式的转变。美特斯·邦威的衣服都是100来块一件的，你说他低端的还是高端的？模式的创新可以把低端的东西变成高端的。低端的产品可以有高端的做法，新的商业模式威力很大。

        所以，后工业化时代要特别强调组织形态的创新，其中区域经济模式创新是重要方向。浙江之前一直引以自豪的块状经济，其组织形态而言是同类企业叠加，这种组织形态对产业发展的促进是有好处的，但是到了后期是一把双刃剑，会导致区域经济长期停留在恶性竞争。我们应该倡导以产业链分工合作为内涵的链状经济，从“你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转变成为“你做什么，我为你配套什么”，这种经济就是“链状经济”。

        链状经济可以块状布局，也可以线状布局。以分工协作为基础，一个镇或者沿着高速公路一条线，布局一个产业，这样的链状经济会有巨大的威力。西子电梯为什么成本能够做到全行业最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西子奥迪斯为龙头，沿沪杭甬高速公路2个小时经济圈里面，有200多家企业为他们做配套。一个强大的西子奥迪斯背后，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怎样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

       《浙商》：后工业化时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那么，我们浙江应该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呢？

        宗佩民：服务业的关键产业是金融服务业。浙江拥有最发达的民间金融市场，最丰富的民间资本，可是却只有“迷你型”的本土金融机构。

        举个例子，浙商银行的注册资本只有几十个亿，与深圳的招商银行已经是天壤之别；浙商证券资本规模不算“侏儒”，但是在投行界的地位，与浙江经济的地位和浙江上市公司的数量很不相称；浙江的投资机构数量众多，但是平均每家机构资本规模只有1个亿。这些在国外、在省外动不动就能创造出10个亿、100个亿GDP的机构，为什么在浙江都是“迷你型”？这些机构的注册资本为什么不可以是100亿甚至1000亿？

       如果浙江的金融服务业和浙江的经济相配套的话，浙商证券、浙商银行都应该排在全国同行业的前十位，但是现在都在倒数的位置。

       《浙商》：广东尤其深圳在这方面做得确实不错。袁庚当时在蛇口做起来的几个企业都是全国最大的，如平安、招行、万科等等。广东有广发银行，福建有兴业银行，上海更不用说，浙江金融在沿海几个省市中确实落后了。原来的金信信托要重新做起来，好像是让浙江国贸集团去重组。

        宗佩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浙江的整个经济思维还没有从前工业化时代的思维中走出来。浙江的政府观念要开放，为什么非要国有企业去重组？像浙商银行如果向全球招聘高级人才，有什么事情干不成？我们花上1个亿，聘请全球最优秀的人来打理我们的银行和证券，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就只能从国有企业里面找人？

       《浙商》:浙江的金融服务业落后了，那么其他服务业呢？

        宗佩民：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是我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但是还不到1000人，世界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都有10万人之上。国外的投资机构或者投资管理机构，管理资本动辄百亿美元，我们大多数只是一个亿人民币。跟别人相比，我们最大的“西瓜”也是别人眼里的“芝麻”，这也说明像会计师事务、投资管理这样的行业发展空间极大。

        如果浙商银行的资本金达到500个亿，浙商证券的资本金达到300个亿，天健做成全国乃至亚洲一流的万人会计师事务所，有100个省级、国家级的研发机构，然后打造出3－5家管理资本100亿级的投资管理公司，我看浙江的服务业就很快可以崛起。

      《浙商》：那你说浙商银行500个亿的资金从哪里来？

       宗佩民：浙商银行可以把小银行吸收掉，资本金与存贷规模就很快上去了，还有民间资本很丰富，只要有开放意识，区区500亿元并不多。

      《浙商》：金融服务业等是建立在工业非常发达的基础上的，浙江的工业基础能孕育出这么大规模的服务业嘛。

        宗佩民：从总量上面来讲，浙江的工业已经可以孕育出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银行、证券与其他服务机构了，而且浙江的GNP（包括省外的生产总值）要比GDP大得多，关键要有气度与手笔。

       《浙商》：浙商以前走出去是办工厂，现在我们服务业能否走出去，金融业有没有可能走出去？

        宗佩民：浙江企业像一群一群浮在水面的小鱼，成群结队，但都是零散的投机性资本输出，是没有产业战略的资本输出。如果能把小钱集成大钱，并购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就能用1000亿元的GDP再生出5000亿的GNP。

        浙江的服务业首先要服务好浙江经济的转型，浙商到哪儿服务就到哪儿，浙江的服务业就走出去了。

       《浙商》：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主导，靠政府去引导这样一个转型升级？

        宗佩民：首先是要寄望媒体，尤其是像《浙商》杂志这样有影响力的财经传媒，来唤醒政府、企业家与民间的意识，让大家自觉地来迎接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其次是政府，要义不容辞的营造好环境，同时，不能总是“无为而治”，应该抓住金融服务业等部分领域强势主导，突破长期形成的习惯思维与做法。最后是我们这些服务业的创业者，要向浙江的实业家学习，好好地打拼出几家像模像样的服务业龙头企业出来。